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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眼科医院哪家比较好

2017-12-12 20:03:27    来源:南昌普瑞    编辑:姬夕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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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美国政府几次隐秘的人体实验

利维坦按:一般来说,我们比较熟知的可能是二战纳粹的人体实验,比如1939年9月至1945年4月,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进行芥子气实验,研究最有效治疗芥子气所造成的伤口的方法。许多囚犯因纳粹的实验而死亡,也有许多被杀,进行验尸完成研究。幸存者也多数患有永久性残疾和精神上的困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战后的1947年8月19日,美国控告了当时进行实验的医生,被盟军抓获的德国医生被审判,也就是历史上俗称的“医生审判”(Doctor's Trial)。在审讯中,一些医生辩护时认为,(当时)没有任何国际法规管医学实验。

美国公共卫生部性病部门主管约翰·海勒医生曾说过:“总体来说,医生们和公务员们只是单纯履行了他们的职责。其中的一些只是服从命令,另一些则是为了科学而工作。”科学以服从政府某项密令为名,便成为了邪恶的帮凶。以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为例,该实验开始之初(1932年),梅毒还是无药可医的绝症;但1943年,医学界发现青霉素可有效医治梅毒后,研究人员为了使该实验继续进行,故意不对患者施以有效治疗手段,甚至企图阻止参与实验的梅毒患者接受有效治疗。一直到1972年,实验知情人向大众媒体揭发,该实验才终止。美国政府则迟至1997年才对受害者作出赔偿及公开道歉。

文/Richard Stockton

译/youish

校对/黄译莹

原文/all-that-is-interesting.com/human-experiments/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youish在利维坦发布

图源:维基共享资源

进行科学研究并不容易,要想做得好更需要花费许多气力来控制变量和处理大量数据。尤其是医学研究,经常需要采取周密的防范措施,这不仅是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而且还为了保护受试者的安全。

毕竟,每个人都是有人权的。而且,为了检测某一理论,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用他们进行药物实验或是对其施毒都是极不道德的。而这种条件限制使得医学研究成为最难进行的研究领域之一,因为大多数实验都需要在动物身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研究结果并不一定适用于人类。

然而,多年来,一些美国的医学研究人员故意违反规则,以取得尖端的科学成果。但结果,这些人体实验通常会让无辜的人受到牵连,造成可怕的后果。

人体实验:恐怖的芥子气

一小队从纽约来的士兵列队等候进入毒气室的命令。他们一进入毒气室,就会被芥子气洒遍全身,有时他们甚至会被命令摘下防毒面罩。图源:维基共享资源

恐怖的一战结束后,在之后的二战期间,各国似乎都没有使用化学武器,这是件稀奇的事情。当然,二战初期,美国军方官员并不能确定情况会是怎样。直到1943年左右,英美两国领导人才真正感到恐慌,害怕德国会在形势逆转的时候求助于化学武器。

这种恐慌,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军方决定用自己的士兵来进行实验,检验芥子气对健康的年轻人有何影响。

当然,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不可能会自愿在他们自己身上试验芥子气。这种“气体”实际上是一种粘稠的油性树脂,它会使暴露在外的皮肤承受化学烧伤,被人吸入时还会导致肺部无法控制地出血。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军方1942年在巴拿马进行实验的时候干脆不去征求那些士兵同意的原因。

受试的军人进入芥子气室进行实验。之后,他们将在基地设施内接受化学烧伤的治疗。战争结束后,出于保护实验机密的考虑,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VA)还在不断拒绝这些军人的索赔。图源:维基共享资源

这项实验的目的是测试芥子气在热带环境中会起多大作用,例如在某些美国士兵不久后将会登陆作战太平洋岛屿。大约有多达1200名新兵经历了几周的小组测试。他们听从命令,在基地的一个木屋外脱掉上衣,进屋之后身上便会被泼洒化学药剂。

事实证明,芥子气在热带环境中效果很好。据一位幸存者说,当这些化学物质开始灼烧皮肤时,所有人都开始痛苦地尖叫着,满地打滚。有些人敲打墙壁,要求放他们出去。但门是锁着的,只有时间结束才会打开。

尽管这些人在实验后立即接受了治疗,但他们同时也受到了人身威胁,有人警告说如果他们胆敢把这件事情披露出去,就会被送到军事监狱,哪怕是告诉自己将来的家庭医生也不行。

到了1993年,也就是距该实验开始的50多年后,这件事终于被披露出来。但最终只有少数幸存者被人找到,并得到了补偿。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仍在正式“寻找”实验的幸存者,而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也有93岁了。

危地马拉梅毒实验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个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生把危地马拉人作为梅毒的研究对象。图源:维基共享资源

一般而言,疾病对士兵的威胁比敌人的任何武器都要大。二战期间的美国军队也不例外。直到1945年,成千上万的美国军人都因患上一种特别尴尬的疾病——性病。

战争结束后,政府资助的科学家们和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者,以及制药巨头百时美施贵宝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前身之一的一家公司,着手研究梅毒和淋病的影响和传播。不幸的是,他们在拉丁美洲选取了一些不知情的受试者来做人体实验,其中有些还是孩子。

很少有人知道危地马拉性病研究,因为这项研究没有留下任何文章供医学界参考,而且几乎所有的官方记录都在1956年,即研究结束的几年之后被销毁殆尽。

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是,项目之初,研究人员故意让危地马拉的男人接触感染性病的妓女。如果这样还是不能快速感染的话,负责该项目的医生便会和当地的医生一起,往患者的阴茎注射感染性物质酊剂,或者直接注射病菌,有时还会往脊柱中注射。

其中还有8岁的小孩被注射了病菌,之后发现患上了性病,便有人将他们的健康状况记录下来。一些受试者接受了青霉素治疗,这是当时已知的可以有效治疗性病的药物。但还有一些未经治疗的患者被用来研究性病发展的过程和造成的危害。

人体实验:曼哈顿计划的致命辐射

一位曼哈顿项目研究员再现了“恶魔的核心”事故现场,该事故曾造成项目中的一位科学家身亡。那位叫做路易斯·斯洛廷(Louis Slotin)的物理学家不小心碰掉了一个包裹着钚芯的铍壳之后,暴露于中子和伽玛射线中,整个过程持续了半秒钟,他便因此于9天之后身亡。图源:维基共享资源

虽然许多人知道曼哈顿项目最终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但很少有人知道该项目还计划测试辐射对人类的影响。

有一些对人类受辐射影响的研究是在无意中进行的,因为负责项目的科学家哈里·达格利安(Harry Daghlian)在工作的时候触发钚芯,突然放出辐射,他暴露于辐射中,吸收了足以致命的伽马射线,并在极度痛苦了25天之后死去。在此期间,达格利安在医院中备受煎熬,而该项目的医学研究人员则偷偷地将他衰弱和死亡的过程记录了下来。

这也许有点残忍,但达格利安是由于自己违反安全标准而受到辐射,而且这样的观察记录也并不会造成他的状况恶化。换作其他人,可能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华盛顿汉福德反应堆的工人们在排队领薪水。他们毫不清楚,自己和其他的核技术人员正被秘密监控以观察辐射对他们的影响。图源:维基共享资源

早在1943年,项目工作人员就怀疑核反应堆工人的某些疾病与他们从事的工作有关。就拿其中一位的情况来说,这位女工患上了肾衰竭,一份内部备忘录上写道是否要提醒患者潜在的致病原因可能是:长期暴露于放射性钋之中。

(https://bioethicsarchive.georgetown.edu/achre/final/intro_3.html)

最终他们决定隐瞒事实。之后,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以及田纳西州橡树岭军医院联手,往活生生的病人体内注入钋等放射性元素来研究它们对身体的影响。

项目科学家还将一箱含有放射性示踪剂的钠同位素送到了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然后带到隔壁的苜蓿场,把它们装进喷头,研究放射性钠如何在环境中传播,以及如何保护附近建筑物中的学生。

哈里·达格利安吸收了足以致命的辐射后,皮肤开始出现溃烂。图源:维基共享资源

研究最终的结果是,数百人摄入或被注射了钚,这其中包括在马萨诸塞州的57名智力残障儿童和100多名芝加哥的残疾人,而钚则是危害人类健康最恶名昭著的危险物质之一。

从1951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如今被叫做原子能委员会的原曼哈顿计划,收集了许多不知情的实验对象感染辐射的数据,并记录了死亡案例(大部分都非常凄惨)。这项研究的许多文件仍被列为密件,因此不能用作这些受害者的诉讼材料。

项目研究者似乎是打算等到最后一个试验对象去世之后才会将文件发布出来。但就这项研究的性质来看,这一天也不会太远了。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一位塔斯基吉研究的受试者以为自己被注射的是普通药物。图源:CDC

危地马拉梅毒实验对那些不知情的受试者十分残酷,但它们并不是最早的例子。在这项实验开始的1945年,另一个有关梅毒的实验已经进行了差不多20年:那就是塔斯基吉(Tuskegee)梅毒实验。

一位名叫尤妮斯·里弗斯(Eunice Rivers)的临床研究护士(右一)与塔斯基吉实验的参与者在进行交谈。图源:CDC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始于一个令人振奋的想法:研究和治疗性病,尤其是梅毒这种在美国黑人中感染率达到35%的性病。这项研究于1929年获得批准,最初的研究非常注重伦理,受试者能够得到当时最好的药物治疗,但情况依然并不乐观。

到了1932年的时候,项目资金耗尽,一些资金紧张的参与者退出了项目之后,情况变得有些糟糕。但是,项目管理人员依然设法寻求私人研究资助。这一行为使得这些被用于实验的受试者成为潜在的获利工具——只要他们成功患病。

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磺胺类药物的引进,以及之后1945年青霉素的发现,梅毒终于得以治愈。而这就意味研究可以终止了,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人员对受试者撒谎,告诉他们正在进行治疗。而事实上,研究者们继续将他们作为人体研究的对象,看他们多久会变疯死去。

1940年,由于研究人员不让他们成为政府公共健康项目的对象,这些受试者们便无法进入政府专为患有梅毒的南方黑人设立的 “快速治疗中心”进行治疗。

幸运的是,这一人体实验终于在1972年宣告结束,此时距第一批男性受试者牵涉其中已有约43年了。这一年,国会终于投票通过,要给这些幸存者补发赔偿金,其中最后一位幸存者已于2004年去世。

人体实验:二恶英实验

感染二恶英会导致困扰终生的皮肤和呼吸系统疾病,包括感染区的病变。图源: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1965年,一位叫做艾伯特·克里格曼(Albert Kligman)的皮肤科医生得到了10,000美元的资金,来为道康宁公司(Dow Corning)、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以及美国军方研究各种化学药品。他有一项特殊任务,就是观察人的皮肤对刺激性化学品的反应,这个过程叫做“硬化”。与此同时,他也在测试精神药物。

关于他测试的到底是哪些化学品,以及他工作中的许多其他细节,如今都无从考证。1981年,有人发现他所有的笔记和记录都已销毁,但我们知道,试验的受试者是从宾夕法尼亚州的霍姆斯堡监狱(Holmesburg Prison)里带来的。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看到的囚犯:

“我看到的只是面前的,一片又一片的皮肤……就像农夫第一次看到肥沃的土地一样。”

艾伯特·克里格曼(1916-2010)医生将这些并非自愿的受试囚犯,描述为用于实验的“大片皮肤”。图源:维基共享资源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艾伯特·克里格曼医生测试的化学品中有一种橙剂中的活性成分:二恶英。

当时,美国军队正将二恶英这一物质喷洒到越南的大片区域,喷洒区隐藏的敌军就会一次次暴露行踪。五角大楼对于二恶英会对他们有何影响很感兴趣,而橙剂的制造商道康宁公司也同样如此。

据报道,为了加快人体实验的研究进程,克里格曼医生往他的研究对象身体里注射了468倍于“安全”剂量的二恶英,这是一种糜烂性毒剂,并且会影响全身系统。关于他最终发现了什么,就算真的有,我们也无法知道了。

还有一件我们无法知道的事,那便是在那些被他注射毒剂的囚犯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克里格曼医生销毁了记录他们姓名的资料,以求逃脱刑罚。在该事件中,这位医生没有等到终将到来的诉讼,在那之前就自然死亡了,因此也不需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

军事毒物实验

图为美国的C-119“飞行车厢”运输机,曾用于在美国中西部地区散播细菌。图源:维基共享资源

早在1942年,美国战争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War)的工作人员就十分忧心国家安全问题,他们担心美国太过开放和脆弱。在他们的提议下,罗斯福总统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生物战争局,正式着手研究美国有哪些弱点,并制定适当的对策,以防止日本、德国或后来的苏联准备在全美各地散播有害细菌。

不幸的是,该局“评估弱点”的方法就是暗中自己用细菌来喷洒那些可能感染了有害细菌的地方。在1949年到1969年这20年中,那些出于保护国家安全的国防部工作人员多次往全美各地抛洒化学物质,细菌和真菌孢子。他们十分确定这些东西都是无害的。

其中最早的一次测试(共有超过200次)发生在1950年9月,一艘停靠在旧金山附近的美国海军船吊起了灭火水龙带,朝着笼罩城市上空的一堆浓雾喷洒了成吨的细菌。

后来,政府工作人员检查了当地医院,查看有多少人感染。结果有数千人受到了感染,还有一人可能已经死亡。即便如此,人体试验也并没有终止。

为了获得更多关于生物战如何扩散的数据,项目规划者们在农村地区撒上了可能会致癌的镉,其中包括明尼阿波利斯的几所学校。该项目是以军方正在检查烟雾笼罩的城市,防止核袭击为借口而进行的。

在1966年的纽约,代理商用灯泡装满细菌并将它们扔到地铁轨道上,以此来检查列车带来的空气流动是否会让污染物扩散。结果是确实会造成污染物扩散,因为最远到第五十九街的车站还能找到之前在第十四街扔下去的细菌样品。

这种细菌叫做球芽孢杆菌(Bacillus globigii),是一种能够引发食物中毒的病菌。它还会使地铁乘客的衣物、皮肤以及头发受到感染。但这些被感染的乘客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因为实施这些人体实验而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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